当前位置：首 页-->文物保护
贮贝器，顾名思义：是为了贮藏货贝（云南深处内陆，货贝为王族独享的珍稀物品）而专门铸造的青铜容器。因其礼器、重器的性质，装饰最为繁缛精美，是古滇青铜文化艺术价值的最高体现。贮贝器的主题装饰均见于器盖之上，根据考古学分期不同，大致分为早期的立体雕饰和后期的场面铸像两大类型（李伟卿著《贮贝器及其装饰艺术研究》，原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4期）。场面铸像包括祭祀、战争及其他生产、生活的礼俗题材；立体雕饰则多以动物为装饰主题，其中牛雕占比数量最大，以独牛、多牛、牛与人、牛与其他动物等丰富的组合形式进行呈现。
“1979年，昆明市文管会在呈贡天子庙发掘滇国墓葬44座，出土青铜器300余件，其中41号大墓出土制作精美的铜筩，为云南首次发现的重要青铜器。（《呈贡天子庙滇墓》，《考古学报》1985年第4期）”。出土时筩腹内装填大量海贝，因器物形状类筩故定名为“铜筩”，本质上则是较早期的贮贝器。天子庙41号墓出土贮贝器3件，均为筩形。
战国带盖芒纹铜筩TM41:100
锣形筩盖，盖侧有对称贯耳一对，盖中央阴刻八芒太阳纹。筩身由口到底略作内收，近口处两侧有对称贯耳一对，通体光素无纹。筩与盖子母口连接，筩与盖贯耳重合，可以绳贯穿固定。出土时筩内贮贝数百枚。
战国带盖齿纹铜筩TM41:101
锣形筩盖，盖侧有对称贯耳一对，盖中央刻饰八芒太阳纹与三角齿纹。筩身上、下铸二组七晕，分别刻饰变形雷纹、圆点纹、三角齿纹、涡纹、连涡纹及双边折线等几何纹饰。正中主晕无饰纹。筩与盖子母口连接，筩与盖贯耳重合，可以绳贯穿固定。出土时筩内贮贝近千枚。
战国五牛盖铜筩TM41:103
筩盖：锣形套盖，直口折沿，盖侧有对称贯耳一对，刻人字纹、弦纹。盖面铸刻三角齿纹及连涡纹等几何纹装饰四晕。盖中心位置突起一鼓形圆台，圆台上以熔模法铸饰一立牛，形体较大，牛身阴刻斜线纹、连涡纹。盖周四方以相同铸造工艺饰有四牛（出土时，仅存三牛），按顺时针方向首尾相衔环于盖沿，形体稍小，饰纹同主牛。牛体健硕，圆目、内曲角，颈后部有明显瘤状突起，颌下至胸前有赘肉，具有封牛（《汉语词典》中对封牛的释义为：一种颈上有肉隆起的牛。也叫“峰牛”、“犎牛”。《汉书·西域传上·罽宾国》：“（罽宾国）出封牛。”颜师古注：“封牛，项上隆起者也。”《后汉书·顺帝纪》：“疏勒国献师子、封牛”。 李贤注：“封牛，其领上肉隆起若封然，因以名之，即今之峰牛。”）的典型特征。细观之，牛体依不同部位分别刻饰走线不同的涡纹、线纹，颌下赘肉亦刻饰上粗下细线纹，观之似随风轻颤，灵动逼真。
羽人竞渡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滇人的生活形态，伴水而居，插羽为饰，熟练驾驭船只，具有严密的组织形式。而牛纹与水鸟纹的多种组合，如同特写，生动表现了南方特有的生态细节。仅仅一个贮贝器，竟包含了如此巨大的信息，让人叹为观止。
战国五牛盖铜贮贝器TM31:1
呈贡天子庙31号墓出土。带盖筩状盛器，贮贝器标准形式。圆形筩身，中部束腰，底部均匀分布三铜铸扁足，筩顶内折形成环状平台，正中圆形小口。环状平台上顺时针方向焊铸四牛，首尾相衔。圆形平盖，平盖正中高耸一细圆柱，柱顶一小台，台上焊铸一铜立牛。合盖后形成一牛高居中央，四牛环绕四方的格局，似有特殊寓意。
筩身由合范法铸造而成，两侧对称范缝明显。筩身表面用刻铸法装饰逆时针列队人纹一圈，上、下辅以排列整齐的涡纹、齿纹、弦纹等几何纹饰带，繁而不芜，富丽堂皇。五牛则是先用熔模法逐个制作，完成后再用焊接法分别固定于柱端及筩顶周边。
泛观滇文化青铜器装饰，牛、马、猪、狗、羊、鸡鸭六畜有较多反映；而驯马、牧牛、养鸡、带狗狩猎，是贮贝器、扣饰等经常表现的题材。其中，牛在青铜器中出现频繁，作为财富象征和祭祀大牲，牛的养殖实为古滇人的一件大事。
贮贝器作为古滇国重器，本身就是一种财富和权力的象征。牛饰在贮贝器中的使用占比最巨，高达60%。纵观整个贮贝器的制作情况，器盖上的牛饰从早期的一头到五头，再到中、后期的七头甚至八头，古滇上层社会对牛的推崇显而易见。这实际上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滇人赋予了牛丰富的文化内涵：牛即是财富和王权的象征；也是吃苦耐劳和顽强不屈的精神象征。滇文化在青铜装饰中对牛纹的大量使用，揭示出古滇人以“求真、务实”为基调的社会心理特质和整体审美意趣。
END
图文丨梁钰珠
编辑丨陈果 发布丨秦惟跃
初审丨廖红梅 终审丨李晓帆
图文丨梁钰珠
编辑丨陈果 发布丨秦惟跃
初审丨廖红梅 终审丨李晓帆
滇公网安备:5301110200014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