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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碧腾辉”青铜雕塑坐落在我馆水池中央，成为我馆新景观有一段时间了。历经千百年沧桑历史的“金马碧鸡”化身“金碧腾辉”青铜雕塑矗立于此，无疑是我馆展现在观众眼中浓墨重彩的那一笔。
上一期《历史文化》介绍了“金马的前世今生”，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碧鸡坊”的渊源——“碧鸡之演化”。
金马和碧鸡从来都是如影随形，成语“金马碧鸡”就是指传说中的神明，源自古人以之作为祥瑞的征兆。
碧鸡的传说和金马的传说一样，诞生于两千多年前的古滇国，在那时候的滇池一带，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
在滇池西面群山之上，有只秀丽婀娜的神鸡，经常飞翔盘旋于滇池上空，那翡翠般的身影，悦耳动听的歌声，令人陶醉。开屏之时，五彩缤纷，美不胜收。
《汉书卷二十五·郊祀志下》记载：“宣帝即位……或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可醮祭而致，于是遣諫大夫王褒使持节而求之。”东晋时期，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也有相关记载，也为金马碧鸡传说诞生于滇池地区提供了佐证。载曰：“晋宁郡，本益州也。……郡土平敞，原田，多长松，皋有鹦鹉、孔雀。”“碧鸡光景，人多见之。又传昔有凤鸣其上，土人呼为碧鸡，因以为名。”
那时的古滇国气候温润偏热，孔雀众多，而孔雀就是碧鸡的原型。孔雀身披翠绿色的羽毛，开屏之时，绚烂无比，深受人们喜爱。古滇青铜器中，不仅有单独的孔雀塑像，而且还有孔雀杖头、孔雀青铜扣饰等，而且许多青铜器物上都刻有孔雀图案。尤为奇特的是，从古滇青铜器中大量出现蛇的形象看，说明滇人对蛇充满恐惧和敬畏，但他们认为孔雀可以降服蛇。石寨山12号墓“诅盟场面贮贝器”盖上，雕有一妇女以蛇喂孔雀的场景，而且孔雀衔蛇的扣饰和纹饰也有所出现。这说明在古滇人的心目中，孔雀不仅美丽，而且能降服令人恐惧的蛇，是祥瑞的象征。于是，古滇人在宽阔的滇池水面空间里，很自然地发挥想象，联想到美丽的孔雀，编织出了碧鸡的传说，祈愿碧鸡能给他们带来幸福吉祥。
“碧鸡”的传说与中原地区凤文化同源又有所差异，带有鲜明的地域特点。中原内地以孔雀为原型，塑造了神鸟凤凰。《山海经·南次山经》说：“其状如鸡，五彩而文，名曰凤凰。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而滇池地区的民众则以孔雀为原型，塑造了“碧鸡”，碧鸡就是滇人的凤凰。
历史演变
西汉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汉宣帝派出文学侍从、谏议大夫王褒持节前往云岭之南的益州拜迎的除了“金马”还有“碧鸡”。因为当时方士说的是，“云岭之南的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可醮祭而至。碧鸡毛羽青翠，能破石凌空飞翔，光彩夺目，其声悠长；滇池有龙马，龙马交配而出骏马，可日行五百里。”虽然王褒没有寻求到金马碧鸡的真相，但由于方士的传言和他的那篇《移金马碧鸡文》，“金马”和“碧鸡”一起都成为了神灵。
清嘉庆《重修金马寺灵应禅寺碑记》载：“至汉宣帝时，遣王褒持节祭金马碧鸡之神，而建祠焉，遂相传不朽。”可见金马碧鸡神祠建立的时间远在西汉时期。
唐代樊绰的《云南志》（又名蛮书）写作于公元864年，此时云南处于南诏时期。该书卷二“山川江源第二”载：
“碧鸡山，在昆池西岸上，与拓东城隔水相对。从东来者冈头数十里已见此山。山势特秀，池水清澹，水中有碧鸡山石，山有洞庭树，年月久远，空有余本。”
据此，可以确认，至少在唐代南诏时期之前，“金马”“碧鸡”不仅成为了山名，而且山上也分别建有祭祀金马碧鸡的“神祠”。
由于汉代益州有两个概念，一是指益州部，辖整个西南地区，治所在成都；二是益州郡，属于益州部管辖，其范围是今云南大部和四川南部，治所在今晋宁。由于古人一般把益州部和益州郡均称为益州，造成地理概念的混淆，加之王褒求金马碧鸡，只到了巴蜀地区，因此，汉晋时期，今成都、重庆一带，也建起了金马碧鸡神祠。
魏晋大辞赋家左思在《三都赋》的“蜀都赋”中，有“金马骋光而绝景，碧鸡倏忽而曜仪”的千古名句，宋人李石游览四川成都府崇宁县金马碧鸡神祠时留下的《题金马碧鸡神祠》，还提到了“滇昆”。诗云：
麒麟凤凰不知爱，仙物未忍随拘牵。
至今滇昆水含怒，怒迸海脉浮平川。
至今滇昆水含怒，怒迸海脉浮平川。
唐代中叶，由于南诏国的建立，碧鸡和金马一样被南诏国所推崇的佛教推崇成为坲界当中的神，据元人张道宗《记古滇说集》中提到：到了南诏时期，南诏王“追封阿育王三子一舅，皆谥以帝号，而神主各山，以庙祀之；长子福邦为碧鸡山主，庙于山之下，谥曰伏义山河清邦景帝；次为灵伏仇夷滇河圣帝，三为金马名山至德景帝，庙于金马山麓；谥舅氏神明乃曰大圣外祖神明天子，庙亦碧鸡山主庙之左。”
《记古滇说集》还说：第十三代南诏王隆舜“幸善阐城，仍为东京，祭阿育王子金马、碧鸡二山，景帝及祀神明天子各庙立。”由此，金马碧鸡神灵演化为佛教护法之神。
元明以后，由于汉传佛教的影响，在碧鸡山上的碧鸡关，另建了碧鸡寺。明《重建金马山灵应禅寺记》碑记云：“祠而荣之，寺而翼之，盖自蒙段氏以来则然矣。”
“金碧”由来
元代，出现了咏颂滇池和金碧两山的诗词。在行省经历郭进诚的《碧鸡山诗》中，出现了“金碧”的称谓。诗曰：“碧凤一飞去，空遗碧鸡名。寥寥千载下，徒仰山仪形。……天应怜响绝，俾以鸣治平。置之金碧间，庶与山峥嵘。”诗人王升在《滇池赋》列出昆明八景，其中二景即为“碧鸡峭拔而岌嶪，金马逶迤而玲珑。”
金马和碧鸡从此形影不离。
明初，在横跨昆明地区的驿道上，东边金马山有金马关，西面碧鸡山有碧鸡关，两关拱卫着省城昆明，也将金马山和碧鸡山连为一体。使得“金山碧岭之胜，川原云物之饶”的金碧湖山壮丽景象的整体概念更加清晰。所谓金碧湖山，即指以滇池为中心，以金马山、碧鸡山等山脉环绕的迤逦景观。
明代，世人对金碧湖山更为看重。郭文在《重建金马山灵应禅寺记》中说，“西南多名山大川，而金马碧鸡尤为著。盖以其山据坤维之雄浑，涵滇海之清瑩，秀异所钟，蕴为神灵，蒸为云雨，祷为休徵之应，理固然也若。”因此，元代的昆明八景到明代演化为六景。其中三景为：滇池夜月、碧鸡秋色和金马朝晖。
现有史料中，最早以“游客”的角度观赏金碧湖山的是大理国时期善阐侯等王公贵族后人及乡士大夫。他们把滇池东岸的窝洞（今官渡古镇）和西山作为“攸乂之所”。“瞰碧鸡、金马，烟波秀灑，云水杳霭。……吟啸自若，陶陶而忘返。”
“金碧坊”
徜徉于金碧湖山之间，金马碧鸡传说、神话故事自然涌上心头，为大自然增添了几多神秘色彩。因此，明人将对金碧湖山的钟爱和对金马碧鸡传说的神往，凝聚成金马碧鸡坊。
金马碧鸡坊名片
牌坊从周代里坊的旌门制演化而来，到明代形成了以旌表为主要功能的纪念建筑。明代改建云南府城（昆明城）为砖城后，从五华山至近日楼的南正街延伸至三市街，形成城市建设的中轴线。中轴线两侧，密布官衙寺庙和商铺，是昆明城最为繁华之区。而在这条中轴线上，牌坊依次罗列，展现着官方和民众崇敬的人物和时代的价值观，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明代昆明城内中轴线上先后建有硕彦咸宾坊、群英济美坊、十献登明坊、进士坊、尚书坊等牌坊，主要是表彰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功名的人物的牌坊，但这些牌坊不断被替换，到清代全部消失，仅存天开云瑞坊。但是，中轴线南城外的三座牌坊，虽屡毁但屡次重建，一直保留至今。它们就是被称为品字三坊的“忠爱坊”、“金马坊”和“碧鸡坊”。这表明忠爱坊所纪念的元代政治家、第一位云南省长赛典赤和金马、碧鸡二坊所旌表的金碧文化在昆明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金马、碧鸡二坊始建于明宣德年间，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创举。
首先，牌坊所旌表颂扬的不是建树功业的人物，而是两种象征吉瑞的动物。这在全国各地的牌坊中甚为罕见。其次，金马碧鸡坊选址于城市通衢繁盛之地，分列东西，象征着“一方之胜”金马山和碧鸡山。第三，从建筑形制看，两坊所采用的三门四柱，重檐歇山式屋顶形制庄严肃穆而又灵动秀丽，相距位置恰到好处，日出月落，金碧交辉，呈现出吉祥的氛围，形象地表达了“金马呈祥，碧鸡献瑞”的期盼。故滇人称“滇之杰构，斯为最著。”
这样，金马碧鸡坊就把金马碧鸡从远古的传说和神佛故事的虚拟的幻境带到世俗人间，极大地提高了金马碧鸡的社会关注度和知名度，加强了金碧文化在昆明文化构成中的地位；由此，金马碧鸡坊不仅成为昆明胜景，也使得金马碧鸡从此成为城市的标志。
金马、碧鸡二坊建成后，屡遭损毁，又多次重建。光绪十年（1884）云贵总督岑毓英主持重建的金马碧鸡坊为三门四柱，重檐歇山式屋顶，翼角舒展，斗拱繁复，气势雄伟。坊名为昆明呈贡人，著名书法家孙清彦所书，笔势刚劲，神满气足。1998年，昆明市政府重建金马碧鸡坊。重建的新金马碧鸡坊与原坊风貌基本一致，体现着历史的共识和文化的传承，成为昆明历史文化名城的靓丽名片。
1988年6月9日，经有关部门征集、设计，昆明市诞生了以金马、碧鸡为主体图案的昆明市徽。
金碧文化
金马碧鸡坊建起百年之后，明嘉靖年间，杨升庵因“议大礼”案贬谪云南。他认为王褒移金马碧鸡文 “爰纠汉字，用彪汉词，滇之文献，尚考于斯。”意思是说，王褒的《移金马碧鸡文》不仅是最早用汉字书写记录滇事的文章，而且词章华丽、极富文采，十分重要。云南的典籍文章，最早的还是它。因此，嘉靖二十四年（1545），杨升庵就请友人简绍芳书丹，将此文加了题跋，镌刻于太华山南崖南庵附近，并有诗纪其事。
杨升庵诗云《简西峃冒雨登碧鸡罗汉寺，写金碧古文碑，卓午陡晴喜而成咏》：岧峣石角穿云路，青鞋冲雨登山去。佛日双林放午晴，觉花意蕊香生步。 缥碧精金汉代辞，祗园荒草翳丰碑。烦君重拓芝英隶，留刻南崖万古垂。
升庵刻“移文”于碧鸡山，在昆明文化史上是一件大事，历来受到关注。简绍芳的书法也“隶书高妙，近代罕有”。因此前人多有摹拓收藏。
不过，因碑在山崖，杨升庵所镌刻的“碧鸡颂”或由于寺庙的改扩建损毁，或由于石崖崩塌等因素而难以寻觅。1925年，时任云南大学图书部主任、袁嘉谷的次子袁丕佑再度前去寻访仍无踪影。袁丕佑认为，碧鸡颂已经流传了二千多年，江山依旧，文章如生，如此重要的汉隶文献不能仅存在于典籍之中，应当如杨升庵的心愿那样，镌刻于名山之上。好在清初文士师范（师荔扉）所编纂的《滇系》一书中，收录有杨升庵镌刻的“碧鸡颂”拓片。于是袁丕佑即以《滇系》收录的拓片为样本，选择“千步岩”的巨石，重刻了碧鸡颂和杨升庵的题跋。
袁丕佑重刻碧鸡颂于碧鸡山千步岩，不仅是对杨慎的纪念，更见证了金碧文化的历史演变和昆明人割舍不断的金碧情怀。
（民国时期的碧鸡坊）
后记
朴素简洁、形象生动的金马碧鸡从远古走来，带着明山秀水的秀丽和草木泥土的芳香，带着古代滇人对生活的感受和美好愿望，演绎成为美丽的传说的主角、汉皇遣使祭拜的神灵、佛家故事中人物的化身、美丽山峰的名称。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金马碧鸡吸收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农耕文化、佛教文化、建筑文化、诗词文化的营养，形成了与众不同独具一格的金碧文化，构成了昆明历史文化名城中最为精彩的篇章之一，并成为重要的文化标识、城市象征和城市名片，在金碧湖山中熠熠生辉。
纵观金碧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不难看到金碧文化的核心是“瑞秀吉祥”。无论是古滇国时期的原始自然崇拜，汉晋的神灵祭祀，唐宋明清的佛神供奉和明清以至当代的建筑景观欣赏，金马碧鸡都表达着昆明人对大自然的陶醉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文字内容改编来源：卜保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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